創作與女性主義
Q. 談談妳對目前流行的女性情慾書寫的看法？
A. 老實說我看了一些，覺得很失望，就不看了，因為它們並沒有寫出些讓我們感覺到很特殊、很新的束西。「性」真正迷人之處不在於寫那些性的動作以及性交的過程，這都沒有什麼了不起，誰都可以寫。回到我們剛講的feminine self的主題來講，在同志的情慾書寫裡，我希望看到一個女人跟男性在一起或跟女性在一起可以有不同的激發，inspiration，這才有意思，可是我看到的同志論述（我再強調一下，我看的同志不夠多）、女作家所寫的，就只是非常浮面地去把它寄託在吸血鬼，或光的靈界來的女人。沒有substance（本質），而只是玩外在一些很炫的東西的話，真的就像是電腦的遊戲，或我的學生在打的電動遊戲一樣。這些東西並不讓我覺得是情慾，只不過是把這些想像空間、外太空的或是異於常人的東西拿來當作一個領域來寫，實在沒有什麼有趣之處。另外一大批就是那種專門來寫性愛的，我看到的真的都只在寫性的動作而已。當妳發現有很多作家都寫月經、寫女人身體的窺視、手淫，我覺得真沒有創意。
Q.這或許就牽涉到妳與女性主義的關係。據我的了解，妳以前對女性主義這樣的名詞有相當保留的態度。但是，一般而言，讀者會覺得妳的小說裡其實有滿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
A. 其實倒是無所謂，我之所以對這個名詞這樣的排斥是因為，當有一天女性主義變得很stereotype，要求一種「政治正確」──就是妳不這樣的話就不可以，這絕對會把小說作家的空間都扼殺掉了。我絕對希望我自己是寫一個作品，然後批評家跟著來解析這裡面有什麼，而不是把現在當紅的論述放入自己的小說中，然後再自己覺得很得意。若作者老跟著這些批評家跑，實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當然也不敢說我完全不會受批評理論的影響，但是，就我的創作理念來講的話，其實在寫作時我很少運用女性主義的理論，因為我覺得那樣一來，妳為了要去套那些理論，就犧牲掉很多東西。
Q. 在妳最近的一篇短篇小說〈戴貞操帶的魔鬼〉裡，我看到強烈的女性主義瓦解大敘述的傾向，那篇小說描寫一個政治受難家屬的空虛跟寂寞，她對反對運動有那麼大的象徵意義，可是她生命裡竟如此空虛，什麼都沒有。
A. 還有更恐怖的事，我後來又寫了一篇小說刊登於《聯合文學》，叫〈空白的靈堂〉，被罵得不得了；還有一個中篇叫〈彩妝血祭〉，寫「二二八｣，可是從來沒有人會想用這樣的方式寫「二二八」，所以我等著被罵。有人會覺得我這樣寫是污蔑歷史，不過我還是一直有一個觀念，我當然相當自覺我是一個女性作家。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如果我在《迷園》裡建構的台灣歷史，是滿正面的話，到了「二二八」我最近寫的小說裡面，可能又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Q.我想要回到剛剛的問題，在〈戴貞操帶的魔鬼〉裡，我看到了比較符合女性主義「政治正確性」的寫法，凸顯女人私領域的東西，而且企圖瓦解大敘述。可是妳的《迷園》卻走相反的方向，有意建構一個宏觀的台灣數百年的歷史敘述。
A. 可是《迷園》除了那種「正確」的架構歷史，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寫後來那個「敗家子」跟所謂「道德上很有缺陷的世家小姐」。所以不可以因為那個小說裡面有正確的宏觀的台灣歷史，而忽略了當這歷史再延續下來時，它走到什麼樣的地方？這不是很有趣嗎？
Q. 妳整體作品本土性很強，同時女性意識也很強，是否談談妳寫作中這兩個認同之間的瓜葛糾纏？
A. 我基本上的文學理念是：如果我要替台灣國做一些事情的話，我會去寫一個傳記或其他的東西，而不會拿我的小說去當試驗品。我的小說對台灣歷史、或剛剛妳提到的本土認同有很大的反諷跟挑戰。可是我一邊寫一邊覺得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有台灣人這樣的認同，可是我寫的小說又不能把台灣的歷史「光明地」、「正確地」表現出來，老實說，也有愧為一個台灣人。可是，身為作家，我又覺得如果光要寫那些台灣歷史「正確」的「光明」面，不需要我來寫。我現在最大的危機其實是在這裡。像我剛剛講的，我寫的〈彩妝血祭〉的二二八，絕對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可是那給了我很大的空間來寫作，這是我最近非常衝突的東西。
Q. 可是「政治正確」也要看妳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假如說妳是從女性的角度來看的話，那當然非常「政治正確」，因為其中透露了瓦解國家大歷史敘述的傾向。
A. 在我寫《戴貞操帶的魔鬼》這一系列小說之前，女性認同絕對是高於一切的，它才是我最終的追求；可是現在我的認同裡，可能「女性」跟「國家」、跟「歷史」在打仗，如果很忠實的就一個女性的觀點來寫家族或國族的歷史的話，絕對有很多我現在在寫的這些東西出來，可是這絕對會被那些愛台灣的人批評。因此，現在我小說裡看得到這兩個東西在鬥爭，後來贏的還是女性的部分，因為我覺得那個才是長遠的東西。
Q. 從〈花季〉到現在，妳認為妳的小說主要是屬於寫實的傳統嗎？
A. 不太可能，因為我早期的小說，都是存在主義的小說，基本上很多的手法都結合意識流。現在我大概只能稱自己是屬於象徵的寫實吧！也就是說，它不是那麼意識流，把時問的秩序完全打亂，又不像魔幻寫實，可以超越時空生死那樣飛來飛去，可是又不只有普通的寫實的層面。
Q. 我們知道妳大姐是施淑，二姐是施叔青。可不可以談談這樣一個文學世家的形成。
A. 其實沒有什麼文學世家，我想我們家就我們三個姐妹在寫作。我爸爸是一個很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商人，後來賺了一些錢。我比較幸運的是，因為我是最小的女兒，在成長的時代，我爸爸已經滿有錢了。二十年前，我就可以自費去美國唸書，後來還可以在洛杉磯住上一年，在紐約住了半年，把讀書沒花完的錢花掉。我媽媽的祖先可能經濟不錯，因為他們在清朝時去買了一個貢生（最小的官，是可以用錢買到的最大的官）來做。所以我媽媽還記得小時候她住在一個很大的房子。不過，鹿港最多的就是破落戶，媽媽這邊很快就變成破落戶了，可是也因此我有個外祖母，講話非常文雅，有一堆鹿港的故事可以講；我爸爸的媽媽就是非常樸素的那種農村阿媽的樣子。這個過去我從來沒有提，因為我們通常在講述歷史時不會把阿媽放在裡面，既然現在這麼流行，我自己想想，我這兩個阿媽說不定也給我一些影響。
Q. 妳的族群對妳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A. 我想鹿港基本上是非常保守的，我們姓「施」，在鹿港這樣一個small town，過去曾經有很多光輝燦爛的故事，是那麼如鬼魅般相當迷人的小鎮味道。我想這個城的意義重過族群的意義，因為在那裡面我們感覺不到特殊族群的問題，我很少意會到我是一個台灣人或我是一個福佬人，因為鹿港沒有太多的外省人或客家人在那裡，所以我的生活圈中不太碰得到族群衝突的問題。
Q. 談談妳創作發表的管道。
A. 我想我滿幸運的，因為我剛開始創作，寫了〈花季〉之後，我的姊姊幫我寄到中國時報，可是也沒有告訴他們我是誰。那時的主編桑品載很喜歡那篇小說，就把它刊出來最有趣的是隱地那年（一九七八）在編短篇小說選，就把它給選了進去，隨後寫信來跟我要生平資料，我就告訴他我在中部的某一女中讀高一。隱地大概楞住了，他想，這小說可能是抄來的，因為怎麼可能一個高一名不見經傳的女孩子寫出這樣的東西？後來他們才知道原來我是施叔青的妹妹，有這樣的姐姐，這小說真的是我寫的。所以我們跟朱西寧的文學家庭不太一樣，朱西寧當時在文壇上已有勢力了，而我們是幾個姊妹在寫小說而已，跟他們當然是不能比的。不過我想台灣社會有一個好處：妳寫出好東西來，是不太會被埋沒的，妳覺不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