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裡的｢性｣
Q. 《殺夫》發表的時後引起滿大的爭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妳寫｢性｣，而是妳的寫法。評論家談妳的創作，經常提起妳對性、暴力赤裸裸地呈現。但是，就｢性｣的處理方法而言，妳的寫法跟現在的情慾書寫又不太一樣。拿陳雪為例，陳雪寫性，性就是性，就是在情慾的世界。而妳在《殺夫》、《迷園》等等小說裡，｢性｣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它是和其他的社會問題結合在一起，有一個滿複雜的社會脈絡。譬如說，在《殺夫》裡經濟的因素；在《暗夜》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問題；在《迷園》裡，問題就更複雜，還牽涉到台灣歷史。妳可不可以界定一下｢性｣在妳小說中的角色？為什麼妳會對｢性｣特別感興趣？妳想透過｢性｣突顯什麼樣的主題和思考？
A. 我想可能應該要這樣講：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很具有反叛精神。台灣過去四十幾年裡，是一個充滿謊言的時代，而且充滿了封建思想和社會上很多不公。｢性｣只是當時我關懷的，用來批判社會，或者是借用來展露一些在這樣壓抑社會下的人性問題。我相信那個時候如果能寫政治的話，我不會只寫｢性｣，我也會同樣去寫政治。可是一寫政治，或是很多更重大的社會議題的話，真的就可能馬上到綠島去唱｢小夜曲｣。｢性｣可能在某一方面對社會的衝擊是最大的，因為它觸及最根源的禁忌問題，可是表面上看來，不會像寫政治小說或是社會事件，給自己惹來很多的麻煩。另外，我一直強調我受到現代主義潮流的影響，裡面當然包括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他把性放在那麼重要的位子裡，這在我成長過程中，絕對有很大的影響。
Q. 所以處理｢性｣的題材，其實是在當時政治肅殺的的氣氛裡找一個切入點，可以去批判當時社會的主流思考。
A. 對。可是我還想還有人性的表現，這恐怕是我更關心的。我一向對人很好奇，這些東西我會覺得更有趣。如果依照存在主義或佛洛伊德的分析，｢性｣當然是找尋自我，探索人怎麼樣去超越自我、建立自我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點。這部分非常讓我著迷。我把｢性｣當作一種內心的探索及自我架構的工具。以《暗夜》為例，女主角在｢性｣的過程中，學會了怎麼樣自己面對問題，怎麼樣來承擔她的責任。我們不敢說這個事件會把她整個過去給顛覆掉，或者是她會邁向一個光明的未來，可是，我們很明顯的看到一個女人在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到《迷園》時就更清楚了，粗淺地說，女主角玩那麼多｢性｣的花樣去吸引男人，最後發現她的成功是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拋棄掉，不再以這些作手段，回到她自己時，反倒對林西庚有極大的吸引力。妳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一個我過去沒有想到的──如果在三個階段創作裡的女性透過｢性｣來達成自我建構的話，愈晚期小說中的女性的反省和她重新開創的空間愈大。
Q. 西方有些評論家認為，女人的故事老是透過｢性｣達成自我成長。在這樣的情況下，女人的故事很容易落入異性戀的機制－－女人必須透過一個男人，或者是很多男人的關係來建立自己。這方面妳的看法如何？
A. 我對流行的學說很樂意去看看，但我不是一個會把每一樣流行學說奉為規範去遵守的人。我的小說在世界各地出版的時候，我有很多機會去跑國際碼頭，去看看人家的書展、國外的文化圈、知識圈在幹什麼？當然我的涉入有限，可是我至少有些接觸。我發現每隔幾年就會翻新一個談話的花樣，所以老實說，我後來習慣了之後就比較一笑置之。《殺夫》開始出版的時候，女性主義在歐美極端地風行，接下來就是那一套「政治正確」的文化理論，這當中還加上「後現代」，再來就是最近最流行的「後殖民」。所以我什麼都聽過，最近台灣流行的一套就是情慾論述。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因為你沒有機會，不知道自己可能是同性戀者。可是我想如果一個女人是經過好幾個男人，而感覺自己成熟了，或者是再開展一個生命中的空間的話，我覺得絕對比用按摩棒自己來達成這個目標有趣得太多了。是不是一個女人一定要經過同性的洗禮，才能找到自身的什麼東西呢？我絕對不否認有的女人可以這樣去做到，可是問題是不見得每個女人都會有同樣的需要，這點我絕對可以肯定的。有的女人要經過同性的洗禮，當然很好，我覺得那是尊重個人的選擇。可是有女人覺得同性戀，不見得是那麼樣地必須，或者沒有辦法去經歷的話，也該尊重人家。
回來談我小說裡的「性」。我剛剛講的自我成長的部分只是「性」的一個部分，「性」還牽涉到跟社會、家庭的關係。《殺夫》寫「性」和暴力，那個暴力是家庭暴力，而且是整個社會的暴力。到了《暗夜》，「性」是男女兩性之間平衡的著力點；《暗夜》也涉及「性」和金錢的關係。到了《迷園》時，就是「性」跟更大的脈絡──國族認同、歷史記憶的關係。所以基本上，恐怕我關心的還是外面那個結構。我走的基本上不是一個單一的情慾問題，基本上還是會跟社會的脈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