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政治
Q. 妳晚近的小說裡，政治的東西變得滿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妳覺得可以把政治放到妳的小說裡，跟「性」結合來探討某些議題？
A. 《迷園》前後寫了大約七年才寫完，當時我一直在從事一些跟政治有關的活動，我對政治的敏感讓我感覺到，這個題材快要開始可以寫了。
Q. 為什麼妳那時候會非常積極地介入政治？是有什麼樣的大環境？或是接觸的人？
A. 當然最主要是跟一些當時黨外的人士，就是高雄事件被抓的那些人有關（幾乎每一個我都認得）。開始認識這群人是一九七七年左右。呂秀蓮是我在大學時就認得的，施明德、還有姚嘉文、林義雄、許信良都是那一陣子認得的。在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之前，我就跟他們很熟。「性」方面的不公，造成我寫的小說，政治在台灣也是一個極端不公平的事情。
Q. 政治在妳的小說裡正式浮現，應該是《迷園》吧？
A. 對，之前根本別想寫。
Q. 妳可不可以談談《迷園》這部小說，就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這是妳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部小說。
A. 我也覺得。
Q. 《迷園》有非常複雜的架構。許多《迷園》的讀者（譬如王德威，還有毓秀），都覺得這本小說在結構上呈現分裂的狀態；性別的論述和國族的論述好像結構不是那麼緊密。可不可以請妳現身說法，談談《迷園》？妳當時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情來創作這樣的一部小說？這樣的布局又有什麼樣的動機？
A. 當時開始寫的最基礎出發點其實很簡單，就是想要表現出那種所謂的decadence。後來感覺到可以寫的角度愈來愈寬，在背景上就放入比較多的所謂國族或家族定位的問題，這是寫到後來才慢慢地出現。可是剛開始的時候，我只想寫一個非常decadent的小說。我覺得這是人性中除了死亡之外，另外一個很極端放縱的部分，非常有趣。性在某一方面，也可以說到達一種decadent的地步，那是一種極端縱情、極端放縱的境界。在這種狀況下，很多人性的東西就會浮現，很多你過去沒有意料到的東西都會出來。Decadence的本質不見得是個壞的東西，我所要表現的是一種極致、一種extreme，在這裡面，它會呈現很多有趣的人的可能性。《迷園》裡父親長年玩相機，女兒拿「性」來作為工具。如果父親的相機和音響等於女兒玩的「性」的話，這些物的東西（當然把性當成物有點過分，可是基本上都是非常執迷物的結果），回過來是人性當中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是我一開始最想寫的。後來，就覺得愈寫愈有趣。我可能要再強調一次，decadent不是「墮落」，因為這個中文字很明確就有壞的意思。我覺得decadence是夾在死亡跟性當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可以拿來寫的東西。
Q.所以那還是一個比較存在主義式的問題，比較是人生存在的哲學問題。後來妳怎麼想到要把政治的架構給寫進去？
A. 就像我一向寫的小說，要表現出這種很內在的、很pure、很純粹的東西的話，一定有一個外在的結構把它給架出來，否則光說要寫decadence，沒有外在這些架構，一定出不來嘛。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政治環境在慢慢鬆動。我一直很想寫政治的東西，可是早期寫作那幾年根本沒有機會。把這兩個架構結合在一起，我想也是當時必然的結果。
Q.在《迷園》這部小說裡，很重要的質素是它的歷史記憶的那一部分，就這一部分妳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A. 那當然是非常明顯地，要來替台灣建構一個歷史。有人可能會覺得，我用那麼少的篇幅要建構一個台灣的歷史有點可笑。可是我要用一個觀念（這個觀念也許很無聊，因為我最討厭用流行觀念，可是還是可以這樣講）：在一個建構歷史的過程當中，女人所取材的可能就是這些比較trivial的東西，而不是那些什麼家國大事的東西，是用比較legendary的素材。妳看《迷園》爸爸講的都是從老祖母的故事傳承下來的一些鬼怪、海盜，朱家的長工講的是那一套很鬼魅的東西。小說特意拿這些東西來架構歷史，事實上是避開正史的正確性，而從這些比較早的稗官野史，或者是從民間的說法來建構歷史，絕對存在、絕對成立。除了decadence之外，我其實也想寫一個讓我非常著迷的觀念。我以前在那些國際性的書展跑碼頭時，一直對一個問題──所謂的「feminine self」，一個女性的自我或本我──感到非常有興趣。我記得我的小說在日本出版時，我跟束京大學的上野千鶴子碰面，我還一直問她有沒有一種州feminine self是不受種族、社會或是階級的影響？我一直非常想去找這種女性的本我的東西。上野千鶴子是社會學的教授，她基本上覺得不可能，她覺得人一定會被社會制約，而留下來的是少之又少。我就一直問她：「少之又少，但如果我們有心要去挖掘，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出來？」對照我對上野千鶴子窮追猛打的問題，寫完《迷園》我開始想，我為什麼會在這樣所謂最decadent的事情裡面去找這種feminine self？這才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Q.可是妳覺得成功了嗎？在《迷園》裡妳所塑造出的朱影虹是妳所要找的feminine self嗎？
A. 不是，因為在某一方面來說，她建構了一個我們在政治裡最常玩的手法，就是加害者可以有一天變成被害者，被害者有一天可以變成加害者，在性別、在政治上同樣也可以是這樣。
Q.在《迷園》中，朱影虹對父親的記憶，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覺得朱影虹似乎努力想找到一個父親還沒有被政治迫害前的那樣一個父權的角色，所以我覺得朱影虹這樣的一個角色其實跟台灣整個歷史脈絡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A. 對啊！可是最有趣的是，普通在找尋這種父權角色的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這樣的小說，女主角就臣服於這樣一個男人，可是我想我的小說很大的不同就是最後朱影虹顛覆了她原來在找尋的東西，妳不覺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