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基調
Q. 在妳一篇自述的短文〈從花季到迷園〉裡，妳把妳的創作生涯大致分為四個時期：在《花季》的階段是屬於現代主義時期，那時妳看了很多現代主義大師和心理分析的東西；第二階段《殺夫》是妳女權意識比較明確的時候；第三階段《暗夜》和《迷園》的時期，妳主要處理資本主義裡的一些問題；到了《施明德前傳》，政治題材浮現。可是我在閱讀妳的小說時，覺得前期的東西到後期也都還在。譬如說心理分析於《迷園》。妳是否可談談妳創作的歷程?
A. 切分時期的原故是要抓一個主要的基調出來，當然這當中會混雜別個時期的元素。我想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基調。對我而言，現代主義絕對是基本的東西，現代主義的精神（不管是很存在主義式的反叛或者是心理分析）不只影響到《迷園》，我後來的小說恐怕也都擺脫不了。我被大量影響的時候是現代主義的時期。現在我如果寫一篇很後現代的小說的話，絕對不會是像現在後現代作家寫的這樣。所以我那樣的劃分，可能比較就每個時期的重大的特徵而言吧！一貫在我小說裡面出現的，大概還是不脫現代主義的精神心理分析。
Q. 妳前期的作品好像比較專注性別的東西，後來才有政治層面的東西介入。
A. 應該是。用《施明德前傳》可能不太適合，因為那部作品畢竟是一部傳記。應該用我現在寫的這一系列作品：《戴貞操帶的魔鬼》或者用謝雪紅為題材寫的一部小說。我同意妳的說法，可能女性的觀點在我創作裡一直出現。不過我最早的作品《花季》絕對是非常去性別的，故意把性別去除掉的一種寫作方式。因為我當時接受的現代主義傳統，都在廣泛地寫一個「我」──這個「我」面臨存在的掙扎等等問題，性別在那裡面剛開始時其實不很重要。
Q. 那麼，妳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女性意識？
A. 就外界的影響而言，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跟呂秀蓮有關。我在大一或是大二時認識她，我常說我是她的嘍囉，跟在她身邊幫她提皮包，跟著去看她演講，去做一些實質社會裡的女權運動。除此之外，或許和我閱讀的東西有關，或者因為我家裡有一個非常能幹的母親（老一輩訓練出來的那種能幹）。基本上，我們家是女權至上，不會因為是女性而被排擠，也不會因為我是一個女人，我就覺得我這個不能、那個不能做。可是這些都只是零零星星地散在我生活裡，畢竟是比較潛藏在下的。呂秀蓮把女性議題當作社會工作來做的態度對我相當大的啓發。
Q. 等於是呂秀蓮當觸媒，然後妳的女性意識才明顯地凝聚起來。妳是什麼樣的機緣接觸到呂秀蓮？
A. 因為那時她回來要倡導新女性主義，好像是透過朋友介紹跟她認識。那時我才大學一、二年級，她回來在報章雜誌寫文章攻擊政府保障大專男生錄取名額，呂秀蓮她們把新女性主義當成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在做。